北京

古语说“近乡情更怯”，这句话在我身上屡屡应验。十二月中旬有几天我感到坐立不安，就是突然觉得回家已经这么近了。北京不是我的家乡，但在美国做自我介绍的经验告诉我，被别人记住的总是你上大学的那个地方。久而久之，北京成了我和身边很多同学共同的家乡，成了一个符号，人们管它叫做首都。

首都机场出乎意料的冷清。经历了长途飞行，我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任是回家的激动也不能让我振作起来。入关、取行李花了不少时间，走到出口处发现接机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一双双眼睛里写满了热切的盼望，好多的接机牌高高举过头顶。好不容易找到了大伯。大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执意要来接我，在人群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那个关怀体贴、无微不至的大伯，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觉得无以为报。

坐上机场大巴已是黄昏，不知是大雾还是暮气，天空灰蒙蒙的。我望着这个记忆中的城市，感到一切都没有变，都还那么熟悉。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回到了原点，这一年半的生活，薄得就像一层纸。正赶上下班高峰，车在三元桥路口堵了一刻钟，让我在第一时间温习了北京交通的混乱。坐在高高的大巴上俯瞰小轿车们见缝插针，我立时觉得自己根本还不能算“会开车”。一辆崭新的别克坏在路边，敞开的前盖冒着白气，两个人很焦急地修理，我立刻回想起几天前在美国的高速路边爆胎后的绝望。

在安贞里的一个小餐馆里吃了回国后的第一顿晚饭——可口、正宗的中国菜，是很久没有享受的奢侈。邻座的三个食客高声议论官员腐败。西方媒体总评价中国抵触普世价值，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其实中国就是这么有特色，我回来才一会儿，空气污染、堵车、腐败就全遇上了，还有中国菜，还有中国人特有的亲情。持那些幼稚观点的人，到中国实地走走便会明白。不过，简单的观点也常常会为改革提供强大的动力。

洗完澡，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半夜两点，时差了。

我打算在北京多见一些朋友。其实大家也都在忙着找工作，不见得有太多的时间或心情陪我，尽管如此我对每一个会面都充满了期待。

星期三一早签证。关于朝阳区新盖的“签证服务大厅”某些工作人员的态度就不在此牢骚了，也难怪美国大使馆要在网站的显著位置声明他们与此服务中心无关。晚上和ZJ，WZ一起在北大南门外面的九头鸟(鹰？永远搞不清)吃饭，竹子竟然把他保持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也记不清）的短发留长了，看上去更像他爸爸。在北大看到某水房外面放了无数的热水瓶，一下子把我拉回以前天天打水的日子——我已经快忘了这个大学时代的标志性习惯，只因美国没有热水瓶。打车回去的时候，司机问我走三环还是四环，我想了一下说走三环吧，想看看人大。夜晚的中关村很美，特别是四环南面、从海龙、鼎好向西的那一溜建筑，是夜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没有了络绎不绝的买卖电脑的行人，交通无比通畅。车从“当代桥”下面穿过，我看了一眼东门和住了四年的东风五楼，风景依旧。

星期四早上走去浙江大厦，到DL的办公室小坐。中午在优雅别致的餐厅里享受了江南风味的午餐，口味极佳，更妙的是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只是我对此间无微不至的服务有些不适应，为什么有一位waitress自始至终在包间里呢？一来不利于就餐者交谈的privacy，对她来说干站着也挺没劲的，就算是换盘子，十分钟进来一次也够了。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对DL盛情款待的感激。下午回人大，WQ非常客气地跑到东门迎接，然后一块儿往西边走。熟悉的校园处处都是难以言表的亲切。人大不大，不夸张地说，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每一个地点都可以勾起一段往事。这种亲切感是走在其他任何一个校园里面都不可能有的。下午和同寝室的兄弟们团聚，东风五楼210，独缺勋锋一人在成都过着幸福生活。听说经济学的同学们找工作的情况大多不错，我才明白原来基础学科在市场上也并不吃亏。晚饭后去北大造访砚秋，推开宿舍门的时候，他正在对着电脑学打领带——原来是隔天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见了这么多朋友之后最大的感受是大家都还是老样子。或许是因为大学之后，大家的相貌和性格都已经非常稳定了吧，也可能是更深层次的改变，我这双俗眼不容易看得出来。

星期五约了LB一起回人大拍照片。事后发现这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因为他和我同时离校，所以能够准确地指出哪些是我们毕业后才发生的变化。比如以前的教一，若不是他带我进去，我肯定不会发觉这个我以前常上自习的楼里面已是沧海桑田。东风五楼下面的水果摊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商店，以前的寝室里现在住着信息学院大二的学生，看到“我”的床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四年一个轮回，世界永远属于更年轻的人，最离谱的是他们竟然精确地保持了我毕业时候床和桌子的相对位置——真是一群懂得保持优良传统的好孩子。留学生食堂修得更好看了，外面还新开了一个武记烧饼，很红火的样子。教二草坪的展板（想起七张展板的典故）更多更大更花哨了，教学楼里那些证交所式的信息牌看上去很是新颖。参观了“人大四大怪”之二——教工食堂装电梯和一勺池底漆蓝漆（且一勺池里已没有水，只剩蓝底），这样的奇景我不自己回来看大概也不会有人主动告诉我吧。明德楼群的气派比我原来想象的还大，我仰望着它只觉得眼前写满了“壮观”。财金院在排练“财金之夜”，一群小孩在台上活蹦乱跳，导演场记手持对讲机在观众席中逡巡指挥。被经院和财金瓜分的明德六层看上去官气多于学术气，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学科带头人或系主任或院长或元老的成就都要浓墨重彩地挂在墙上供人瞻仰。芝加哥大学的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不过合用了一面墙，也没有这样的排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的古训为什么是美国人做得更好？晚上在六合人家请高中同学吃饭，言谈甚欢，不幸的是最后出了个小意外，美丽聪明的YLY同学由于面皮太薄，不慎将我拍的所有照片都删光了。后来到ZJ那里试图用软件恢复，没有成功。我觉得挺对不住LB的，因为他特地从清华过来帮我拍照片，我很珍惜和他的每一张合影。这个意外也让我突然明白自己对人大的感情，我决定第二天回去把景物重拍一遍，那些丢失的合影只好让它成为一个遗憾了。

星期六一早下起鹅毛大雪，YLY发短信说，这是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雪，也是最后一场雪（已经12月30号了），是为我送行的。大伯怕我误飞机，叫我别回人大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顺便叫ZNH一起吃午饭。NH也是大忙人一个，一考完试便马不停蹄地过来。现在贴出来的照片都是雪景，也许比原先更有纪念意义呢。

好多航班都误点了，首都机场有点像火车站，到处都是焦急等待的人们，秩序倒很好。一段百无聊赖的时光之后我终于在二零零六年最后一天前的午夜降落在上海虹桥。

上海

这次回国后对上海的印象大大改观了。以前倒也不是不好，只是没什么感觉。两年前冬天的上海之行我去了复旦，这次主要逛了一些商务、购物中心，总的感觉这座城市要比北京更有亲和力。用纽约州参议员舒默的话来说，上海像极纽约。从街道的名称来看，甚至可以说上海比北京更着眼全国。在上海的同学也渐渐多起来了，祝大家在这里活得开开心心，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在这里安营扎寨。

家

家永远是最温馨的港湾，对出门在外的游子而言，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弥足珍贵。至今很庆幸非典的那个春天做出了回家的英明决定，于是有了两个半月的长假和上大学以后在家里过的唯一一个生日。当时就觉得这样的好事很难再碰到了。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能有更多时间和父母共享天伦之乐。

Pittsburgh

说来也巧，去年春假我在费城玩了一天，今年又在匹兹堡玩了一天，正所谓“我和宾州的春天有个约会”。一天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但却可以留下无穷的回味。好多大学这个星期都放假，于是我的机票比平时贵了一倍，而且还要转机。由此带来的副产品是：三个月内第四次到访芝加哥；回程时第一次到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或者准确的说，辛辛那提市的机场。

去之前没抱太高的期望，心想就当是免费往东飞了六百英里，去看望一座和圣路易斯差不多的城市。乍一看，这两个地方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比较“古老”，城区人口都在三十多万，算metro area也就两百多万。我对匹兹堡的了解很少，只知道它以前是钢铁城。认识的和匹兹堡沾边的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CCER的李玲老师，她九十年代从U Pittsburgh拿到经济学博士。大四有一次去北大蹭课，李老师称赞匹兹堡从重工业、重污染转变为一座环境清洁优美的城市，很了不起。李老师回国的时间不长，已经在经济中心有了极好的口碑，那年夏天也是她领着我们四十来号人马去密云游玩、爬司马台长城的。因为她，我猜想匹兹堡应该是一个不坏的地方。

邀请我访问的是卡耐基梅隆(Carnegie Mellon)大学商学院。CMU和MIT、Caltech是美国最好的三所理工类大学，尤以计算机科学称冠全美。卡梅很慷慨地为我的旅行和食宿买单，并且把校园访问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妥贴和高效，所以这次旅行的美好感觉都要特别感谢他们。

接机是First Class Limousine公司的Howard。我的行李本来就很少，Howard还执意要帮我提箱子，实在是受宠若惊。车开过来更是吓了我一跳，凯迪拉克，所谓杀*焉用**，这么高贵的车来接一个学生，实在是超规格了。Howard六十岁上下，白发稀疏，干这行才刚刚四个月。他以前在钢铁厂工作，最近刚退休，因为在家闲不住就改行开Limo了。他是一个超级健谈的人。问我学什么的，我说经济学，他说应该让政治家们多学学经济学，我说they are supposed to know a lot。话音未落他从前面唰地递给我一沓照片，我一看，好家伙，这不是小布什嘛。小布什站在一个帐篷里，拍着一个人的肩膀，那人想必就是Howard了。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照片，因为画面很清楚地将这两个人定格为主角，而且两个人都面朝镜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净看见高级货、高级人了。于是问个究竟，原来照片拍摄的时间在911之前不久，布什视察匹兹堡的钢铁厂，Howard作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向总统先生抱怨钢铁工人的福利不够好。我问，你喜欢Bush这个人吗？他说，他人很不错，就是太固执了。我觉得这是目前一般美国人对他的评价：人品不错，就是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个错误犯得太严重了。

听说我第一次来匹兹堡，Howard特别来劲，很热情向我介绍这座城市。他说匹兹堡是Gateway to the West。这下我可不干了，我是圣路易斯来的，圣路易斯才是通往西部的大门。我们辩论了一会儿，原来匹兹堡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就已经是，因为那时候只有最早的十三个州，匹兹堡确实是在最西边。后来美国地盘大了，圣路易斯成了西部边陲。再后来圣路易斯建了一座大拱，这座大拱成为和自由女神、金门大桥并列的美国中、东、西最显著的三大地标，于是圣路易斯作为“通往西部的大门”的地位就不可撼动了。其实以今天的地图来看，圣路易斯在中间还偏东一点，美国上两个世纪的版图扩张着实惊人。由此可见，两座城市间存在着神奇的联系。

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我很快发现匹兹堡的地势高低起伏，成片成片的房屋建造在小丘陵上和低谷中，转一个弯就是一幅不同的风景画，非常养眼。Howard说匹兹堡有三条大河，却有好几千座桥，都是缘于这波涛般的地势。从Howard身上我强烈感受到匹兹堡人的热情开朗和自豪感。后来和卡梅的几个PhD同学交谈中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很喜欢拿匹兹堡和费城这两座宾州最大的城市比较：费城就是一座典型的东岸大城市，而匹兹堡更接近Midwest的风格。我感觉Midwest在这里就像是淳朴、热情好客的代名词。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南京人会说“我们南京就像一座中西部的城市”，人们把区域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得太紧密了。

卡梅安排我住在离学校很近的Holiday Inn。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住酒店。酒店的大堂并不大，但所有的装饰设计透出非常典雅的气质，处处给人以家的感觉，踏实而温馨。预订的房间竟然是一个King Room，和凯迪拉克以及第二天送行的林肯一样，都超规格了。我觉得这应该是Job Candidate的待遇，换句话说，应该四年后才有资格享受的。晚上三个PhD学生带我去了一家很别致的餐馆，那里的菜有一种亚洲和意大利混合的风味。第二天一早我走去学校，一路上有很多的惊喜。没想到CMU和U Pitt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区：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多以美国钢铁大王Andrew Carnegie命名。在我到访过的七八家美国大学中，这两家的周边环境可称上乘。这一天安排了和五位教授会面，和每位教授谈半到一个小时，相当紧凑。中午三个同学带我去学校旁边一个“温室植物园”(Phipps Conservatory and Botanical Gardens)吃饭。那座温室外观模仿泰姬陵，里面栽种了很多泰国的热带植物，非常有创意。我“抢”拍了一些照片，放在space的相册里面。

下午很简短地在CMU校园里转了转，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惊喜。我远远地看见一个雕像，感觉有些异样，虽然当时时间不多了还是冲过去看个究竟，一看竟然是茅以升的雕像。难怪我觉得奇特，肯定是远远地看起来身材有点像中国人。在美国著名大学里，极少有中国人的雕像，至少我从未发现。雕像是温家宝总理06年4月立的，底座的“茅以升先生”五个字应为温氏手迹。胡温似乎没有“挥毫”的爱好，所以我在国内也从未看到过温家宝的字。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镇江人，还是江苏老乡呢。他和胡适等人一样也是通过清华的考试成为庚款留美生，1919年从CMU（当时的名称还是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3岁，可谓少年天才。

一位作者在她的博上说，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引起很多的感想，而还没有来得记下来，她会觉得这件事还没有做完。她管这个叫“强迫症”。我没那么严重，但我的确有着相似的体验。码字儿是一种习惯，如果有一天你离了它就活不了，那你就成了作家了。

从去年八月底Prelim通过，我就知道冬天总算可以回国了，高兴，激动。在忙碌中热切地守望和准备了一个学期，直到圣诞节提着行李踏上归途。一月十六号的凌晨三点我打开寓所的门和灯，在显得格外明亮的客厅中放下行李，铺好床洗漱完毕已是凌晨五点。我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享受孤独。新的学期愈加忙碌，一直无暇整理回国的思绪。所以说，看起来只有短短三个星期的归途，却在我的心里占据了整整半年。

第一次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第一次回国尤其如此，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圈真的画圆了。当然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说，第一次从中国“回”美国也很特殊，不过，少了很多激动和盼望，多了几许无奈和迷茫。

芝加哥

圣诞节的一早，在Metrolink的站台碰到了家任送涵冰和肖乐回国，于是一同走。飞到芝加哥的空中时间实在太短，每次都觉得才刚起飞就落地了，一点都不过瘾。坐我旁边的是一位黑人小姑娘，开始没看出年龄，坐下来后才发现她原来才那么小。乘务员问她多大了，回答好像说十三岁。她大大的眼睛，纯真中透着警惕。我说你怎么这么小就一个人坐飞机，而且又是大过节的。她犹豫了一下，说爷爷奶奶在芝加哥，去看望他们，又说她九岁就单独坐飞机了，这都第N回了。我心想这小孩真是了得，相比之下我都哪还好意思觉得自己“独立”。她拿起一本琴谱开始看，我问你演奏什么乐器啊，她说小提琴，还拿过什么什么奖呢。我说，你真棒。

我很喜欢旅途，一直想写点东西记录大学四年在来来回回的火车上碰到的人和事，希望我真正动笔的时候记忆还没有完全消散。

行李既已托运，转机就十分轻松。往登机口走去的时候只觉得周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耳朵里听到的也满是普通话。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干脆大着嗓门用中文对排队的人们喊道：“护照都不用拿出来，凭登机牌就可以了”，大家都笑了，老乡就是老乡，护照都不用查了：）

飞机是美联航的波音777，宽体双引擎，大概有五百个座位吧，座无虚席。除去我们这些学生外，在美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没有暑假，大多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说实话，坐在这样的飞机里，感觉上跟回到中国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这款飞机有个缺点，就是椅背上没有放电影的小屏幕，另外经济舱的座位前后间距实在太小。回美国的时候坐的是从上海到芝加哥的联航飞机，在这两项上都胜过芝加哥-北京航线。飞机上的人形形色色，有人全身上下穿着打扮彻底美国化，跟右边的人说一口以假乱真的美音，一转头打手机却又是倍儿溜的京片子“老公啊，你到底几点钟来接我啊”；有人看上去中规中矩，被人问到“哎，老李你看这个入关表格这一栏怎么填，我们回国怎么还要签证”，木讷地取出护照本，一看本本是黑皮的，印着金色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去上厕所，发现后排的有几位同学脑袋凑在一起看韩剧，不知道哪位大哥的笔记本电池这么强。巨困无比云里雾里的时候，发现前方十五米处一位身穿鲜红色羊毛衫天庭饱满的男士正非常优雅地站立在走道里，令我联想起独立宣言那幅油画里华盛顿还是杰弗逊还是汉密尔顿的站立姿态，与一位背对着我、看不见样貌的听众交谈。他一手轻轻支撑着椅背，一手在空中画着非常有力的弧线，配合着他时而严肃时而开怀的表情，极富表演性。但由于实在隔得太远，在他长达半小时的走道演讲/谈心中，我只依稀听到了“雅鲁藏布江”五个字。好吧，我知道科罗拉多的大峡谷奇景和咱们的雅鲁藏布江比起来，那都不好意思叫峡谷。大概他是某中央机关或大型企业的年轻领导同志，刚刚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美国考察，正兴奋地勾勒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愿景和对当前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分析。嗯，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捱过，我们飞越密歇根湖，飞向加拿大，穿过白令海峡，掠过西伯利亚，在乌兰巴托的上空，卫星图上的那个小白点离伟大祖国的心脏一寸寸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