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号是春学期的最后一天，之后日子仿佛变得愈加忙碌起来。帮楼上的两只猪搬家，准确的说，帮他们扔掉了累积了一年的铺满一个客厅的重量超过一吨的垃圾，半夜里搬运垃圾的我们看起来像一群强盗；睡了四个小时后爬起来送张薇去机场，准确地说帮她提一只超重的被机场工作人员罚了50美元时我在心里不住点头赞同的箱子；PhD一年级的孩子们一个个回国过暑假了，我们家成了八国联军总部堆满各色人等的箱子和家具，走一步拐三个弯，曲径通幽；经济系同级的兄弟们一起去House of Inida吃饭，给我和Atreyee饯行；校园里出奇的冷清，一直很安静的Francesco突然说，I don't like this time of year.

终于迎来了18号的毕业典礼。去年信誓旦旦要去听梅杰的致词，结果没能爬起来；今年是自己的毕业典礼总该起个早去参加八点半开始的全校毕业典礼吧，结果又睡过头了……好在十一点开始的文理学院博士和硕士生的典礼还是来得及的。听说毕业典礼的入场券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华尔街日报上有登普林斯顿的入场券被炒到120美元一张。我们每个毕业生最多只能拿到三张票分给亲友，所以也紧俏的很，之前就收到同学好几封邮件问还有没有剩余的票。非常感谢Tim、津菁、英明特地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为我们致词的是普林斯顿的女校长，分子生物学家Shirley Tilghman。

中午系里在McMilliam Yard为今年毕业的三位博士：家任、潘洁和Suraj，也为我这个中途易辙的硕士毕业生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香槟庆祝会。然后火速赶往体育馆参加商学院的毕业典礼，致词嘉宾是安永的Chairman & CEO James Turley。我来这里主要为了看看MS in Finance的一帮小孩，听说她们的父母大多也不远万里来美国，在加州、拉斯维加斯兜了一圈后来到美国的腹地圣路易斯参加毕业典礼。果然瞅见了佳彦的爸妈于是欣欣然前去给他们当解说员。说实话参加这样的典礼对不讲英语的人还是挺无聊的。刘倩的老妈刚好也坐在一起，虽然有些概念一时半会儿很难解释清楚（比如这样的问题：“这些教授以前都做过某某公司的老总吧”，“这个人（James Turley）要是来给他们上课就有实际经验了”），但和这些聪明小孩的聪明爸妈聊天还是很快乐的，是一个在实际生活中体会遗传学规律的好机会。

完事后去Simon Hall吃Reception，大失所望，堂堂商学院停供的食品竟然和文理学院一样的难吃。随便搞了些小面包、草莓填填肚子，悻悻然打算回家吃速冻水饺。出来的时候，看到刘倩的妈妈穿上了刘倩的硕士服，在夕阳下摆个pose拍照。心里突然感到一种酸涩。能看出来这些父母很多是读过大学的，有睿智的头脑和良好的教养，是他们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即便如此，他们其实原本就有权利接受更好的教育，拿更高的学位，拥有更好的事业，过更幸福的生活。我们这代人今天漂洋过海的这点“成就”，他们在二三十年前原本就可以达到。国家的封闭和历史的错误使他们失去了太多宝贵的机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子女的身上。而我们在高学位和貌似无穷多机会的华丽外表下，却背负了太过沉重的负担和太多的使命。生活还不够富裕，找工作的压力是如此巨大，职业竞争是如此激烈，选择是如此的令人迷乱，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撞击是如此的无处不在和具有颠覆性。对于一些浸淫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学子而言，一个更强大和文明的国家愿景也是一种鞭策他们前行的力量。

如果说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有这么多人漂洋过海，经历这么多距离的考验、孤独的磨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受世界一流的教育，过幸福的生活。

晚上和一群朋友和朋友的家长驱车跨过密西西比河，去南Illinois的一个酒吧Wild Country喝酒跳舞——美其名曰带家长们感受美国文化。考虑到我去过的酒吧是如此之少，说白了是我自己和家长们一起感受美国文化。这间酒吧欢快自然的气氛令人流连忘返。

周六黄生和敏娜亲自掌勺为我们几个即将离去的人们饯行。饭后八个人打160分，光为了捡出四副牌就花了个把钟头，群雄混战至三点多方散。也真是诡异，八人中我的牌艺最差，大家的手气也差不多，偏偏我们这组大获全胜（A-4）。说牌场如人生一般无常，此言非虚！

星期一21号是我的生日，今年收到的生日祝福特别多，哈哈，看来最近RP又有提升。拿着GAP的生日打折卡带roommate去St. Louis Mills shopping了一通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JY的妈妈第二天下厨“补”做了一桌极其可口的“生日”午餐，感激涕零！如果有一天妈妈能来美国给我做饭，我一定幸福死了……妈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是她用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制作的flash，妈妈为了这个礼物前前后后花了很多时间，邮件发给我的时间是中国的深夜两点多……心疼死了。

I met with Ernesto Zedillo this afternoon in the Knight Center. Some PhD students from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went there and talked with Dr. Zedillo for about an hour. It was a nice chat.

Zedillo was President of Mexico from 1994 to 2000. He got his PhD in economics from Yale University, which is kind of unusual, given that most US presidents are lawyers. He looks a bit older than his age. He is 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fesso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t Yale University. He moderated President Hu Jintao's speech at Yale during Hu's visit last year.

The meeting is good for me for three reasons. First, my first time meeting with a head-of-state, although a former one. Second, before this meeting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the southern neighbor of the US--Mexico. I only had one Mexican friend. So before going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Mexico has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That makes it the 11th in terms of population. I was so ignorant. Third, I ate some very nice food before Zedillo showed up, which was provided to us, and I ate something even nicer after the meeting. Therefore I postponed my dinner until after 8 PM:)

Dear Friends:I'm moving to the Tepper School of Business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for my PhD work. I will be concentrating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Theory there. Below is a short account of my transfer. Thanks for all your support and friendship, without which I could never have achieved this.

零五年八月底的一天，我在华大商学院上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第一次研讨课。刚到美国不到一个月，英语说得高不成低不就，我就这样懵懂地开始了在商学院的moonlight生涯。回头看时，在经济系第一年核心课的重压之下每周还要花好几个小时去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的论文，背后确实有一种信念和兴趣在支撑。另外，每周三下午的三个小时课堂时间里一多半的时间都是学生自由讨论，这种和本科时代截然不同的课堂氛围也颇费了我不少时间去适应。

Bill在课前布置下来的六篇paper围绕一个很“宏大”的主题：Organization Science and Business Education。其中包含了前几年很热门的一个争论：商学院教授的研究是否和管理实践相脱节，商学院教给MBA的东西是否能提高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能力，商学院的学术理念是否中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毒太深。争论的导火索是此前美国几家大公司如Enron等相继爆出丑闻和倒闭，以及商学院申请人数的下降。这几篇文章的作者多是管理学界的知名学者，观点见仁见智，精彩程度自然不在话下。

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学者们在05年的PK之作，而是Bill布置的第一篇文章、带有历史研究性质的The "New Look":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Business Education。我多次重读此文，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它所详细勾勒的半个世纪前美国商学院教育的大变革，恰是05年这次争论的远因和背景。站在那些认为商学院教授应该把一部分研究时间改用来从事商业实践的学者的立场上来说，正是那场福特基金会主导的“革命”，使得商学院的教授们如此“沉迷”学术并将重视研究的传统通过他们的博士生传承到美国的大多数商学院（“trickling-down effect”），以致形成当前的弊病。这种批评有它的道理。The “New Look”则描述了1950年代中期商学院教育的弊病——与今天的截然相反；福特基金会如何率先觉察并制定详细周密的行动计划，继而分期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注入几家领先的商学院，培植其成为"centers of excellence"，最终在美国商学院中牢固确立了以基础学科（特别是经济学）为本的研究传统。这种重视研究的倾向随后向欧洲和亚洲的顶尖商学院扩散并成为business academia的全球游戏规则。

1950年代之前，美国商学院的教授一半以上不具备博士学位，所从事的研究和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基础学科的迅速发展相脱节，描述性方法多于量化分析，结论往往局限于某行业甚至是企业，缺乏一般性的理论价值。福特基金会的远见在于它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弊病并以树立新标准为己任。确保这场变革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心挑选“centers of excellence”并将它们转变为新标准的领头雁。最先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与其合作促成这场变革的商学院依次是Carnegie Tech (now Carnegie Mellon), Harvard, Columbia, Chicago, Stanford。作者为每一所商学院所配的小标题精炼地说明了它们各自的特质：the lightning rod; the letigimiz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he liberal tradition; the behavioral science and business; the last center.

成立于1949年的Gradu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GSIA, 2004年改名为Tepper School of Business)理所当然地成为福特基金会的首选：它所网罗的教授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将基本的社会科学概念应用于工商管理的研究，换言之，他们将管理学看作一门“科学”甚于“艺术”（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则持相反的理念——以致于福特基金会的James Howell将对哥大商学院的资助称为一个“unmitigated” failure——不同的理念总是能碰撞出火花，如果不是火灾的话）；它对博士生的培养不遗余力；另外，相比于另外四所商学院的庞大和历史包袱，GSIA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新生儿更适合于这样大胆的改革。GSIA的成功成为后来福特基金会所标榜的典范，并经由第二个试验田——哈佛商学院的特殊身份取得“合法化”的地位。GSIA以较小规模在数年内培育出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Lucas, Merton Miller, Franco Modigliani, Herbet Simon, Edward Prescott & Finn Kydland，效益竟不下芝大。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米勒-莫迪利安尼的资产定价模型，Prescott & Kydland的Real Business Cycle，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都不会陌生。

另一位Herb Simon也许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巨的一位社会科学家。他在政治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皆作出卓越贡献，是唯一一位获得计算机科学的最高奖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并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我在圣路易斯碰巧结识的一位朋友Travis在CMU念本科时有幸选过Simon的课，可惜的是，一代巨匠已经于2001年辞世，享年85岁。在学科分工日益专业化的今天，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人能够超越Simon——横跨数个学科并在其中的每一个都达到相当深度。今天在CMU领Herbert A. Simon Professorship i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衔的是George Loewenstein。他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几位行为经济学家之一，有未经证实的谣言称他是弗洛伊德的孙子。Loewenstein去年五月来华大做了一个讲座，学力的确了得。即便如此，他顶着Herbert Simon Professor这个头衔，也一定是战战兢兢，唯恐辱没了这个名字吧。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把我最终拉去CMU这个近代商学院革命的发轫地去完成PhD学业。这个结果是如此始料未及——我一直相信自己会去伯克利和西北凯洛格中的某一个，又如此令人激动。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