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龙就要回国了。上个月敏杰走的时候，我正好也要出门旅行，离愁别绪被动身前的激动所掩盖。这一次，伤感之意却阵阵袭来，挥之不去。

总是要写点东西来记录这段友情的，但今晚，权借一段别人的文字来敷衍自己吧。廷龙很喜欢王小波的文字，我虽然读书甚少，小波毕竟是我的人大校友，我也因此一直想拜访一下小波的老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许倬云先生。五月初有天和廷龙提到这个想法后，他很高兴，于是，便由廷龙以他自己、敏杰和我三人的名义给许先生写了一份电子邮件，希望能够在小波的生日那天（5月13日）去许先生家中相叙。当时是5月9号下午六点三刻，25分钟后，七十八岁高龄的许先生回来邮件，说他正在台湾及大陆旅行，七月底方才回匹兹堡，并留了电话，让我们日后再联系。他们走后，以我一人之才疏学浅，也不好意思再去叨扰鸿学大儒。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2007年10月[谢谢廷龙的纠正]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我读过此文后颇多感触。丁教授是社会学家，很多同学知道他是因为他2005年10月26日说了一句“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句话公允与否姑且不论。丁教授1984年到匹兹堡大学读书，85年转去哈佛，92年获社会学博士，此后回港从教，学问是有口皆碑的。

文章中提到找房子一节我看来尤其有趣。我推测他们当时可能住在South Oakload一带，那里离匹大和CMU都很近，而且房价便宜。一年前刚搬来匹兹堡时我在那边看过房子，觉得条件太差而没有住。丁教授特别提到他当时住的“326号”，在他之前那个小阁楼里住着谭盾，后来谭去了耶鲁，再后来拿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如丁教授所言，那间阁楼风水很好，我要跟匹大的朋友打听清楚所在，跑过去沾点仙气。

丁教授用幽默、淡然的语气回忆了他和王小波、李银河夫妇一年的友谊。我在匹兹堡也只是短短一年，却幸得良友如斯，心中的感恩不能用语言表达。丁教授所忆之事虽然发生在二十三年前，在我读来，却恍如昨日。

丁学良: 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2007年10月

    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按：这个，我不觉得】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 【这个我同意】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三江交汇匹兹堡（2008年6月19日摄于Duquesne Incline）

I have missed self-designated deadlines for a current project.  Disappointed at the lack of willpower (a typical summer syndrome?), I decide to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lso as part of a larger program to cure my "information addiction" (also see this wonderful piece dated 2003.7.6 from Impact Lab):

1. Set the new deadline at tenth of July and finish one piece of work per day.  Report work progress to this blog;

2. Will not post new entries until at least when the project is finished;

3. New RSS feeds will b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although past entries will remain viewable through Google Reader and other feed readers.  But those friends who have not subscribed to this blog via Google Reader will not be able to do so during this period. 

Writing this out was not an easy decision and partly determined by the solo nature of the work.  Monitoring is welcome.  Bye for now, and Happy Independece Day!

BEGIN WORK ZONE

Update: I have successfully finished the project by the deadline.  However, I will shy away from blogging for at least another week, due to another ongoing project.  I have removed the restriction on RSS feeds so that you can subscribe freely.  Stay untuned :-)

吃午饭时看了温网半决赛郑洁对小威廉姆斯的比赛，和我一起看的是学校餐馆里两个黑人工作人员。郑洁打得很不错，虽败犹荣，中国人的骄傲！Serena也是一位很可爱的运动员。

郑洁、晏紫在澳网击败威廉姆斯姐妹（Venus & Serena）后互相致意（澳大利亚墨尔本，2008年1月22日）

醉钢琴老师（刘瑜）最近写了一个“给中国制宪”系列，俏皮的文笔中蕴含着很深的学理。此前已经在博客里介绍过醉老师多次，blogroll里也一直链着，这里再系统地重复一遍：

刘瑜，女，“出生在江西省波阳县波阳镇，现在住在英国剑桥县剑桥镇。”“今年32岁，不吃奶酪，爱喝凉水。”

博客：情书（镜像）

1992-1996：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本科
1996-1999：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 硕士
1999-2000：清华大学 工作
2000-2006：哥伦比亚大学 政治学 博士
2006-2007：哈佛大学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博士后
2007-        ：剑桥大学 政治系讲师

摘录一些精彩段落在下面（重点为我所加）：

（原文：一，二，三，四）

1.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head of the state。我想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总统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国家的大多国民，都有对于“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象征性职位的心理需求，这个职位似乎应当具有一种“团结国民”、“凝结民族”的神奇效果。对于被专制了几千年的、已经形成“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心理需求可能格外强烈。日本、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当然没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有“天皇”、“女王”，而咱们现在总不能再把爱新觉罗老师的重孙子请回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元首，其选举过程、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女儿出嫁、儿子恋爱……都给国民带来无尽的八卦话题，人民需要八卦，就像人民需要色情。我向来认为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娱乐价值，因为选举过程具有一切drama特征：悬念、斗争、眼泪、激情、丑闻、诅咒、羞辱、心碎、而且n年一次，每次换男主角……总统选举，因其个人化的特色，比议会制下缺乏个体色彩的政党间选举好看多了、八卦多了、戏剧化多了，所以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总统制相比议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程度比较高，不象议会制下的政府，哗，一个政党联盟起来了，哗，该政党联盟又倒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总统制蕴藏潜在制度性危机和隐性专制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又需要国家元首，怎么办呢？

我觉得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可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法国总统（直选产生）可以任命总理，但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这就强迫总统选择议会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派支持的人选，从而减少总统和议会的对峙机会（毕竟总理是他任命的）。而且，法国总统除了任命总理权，实权有限，现实事务的决策权主要还是由议会、总理掌握，法国总统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也美国总统小得多，从而也减少了“隐形专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又的确有总统直选，萨科兹老师【E.K. chimes in: 最近萨老师在中国很不受欢迎啊】、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前老婆、他的前老婆的现任老公，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八卦生活，功勋多么卓著！您可能要说，总理也可以八卦呀。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不禁认为，八卦就像免费鸡蛋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来制宪，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问题上，会选择法国模式的“半总统制”。

2. 联邦制还是单一制？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
……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 “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
……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

3. 选举制度：多数制（赢者通吃）还是比例代表制（或者像日、韩、台湾一样的混合制）？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4. 结语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 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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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的│小│，│，│　│　│己│京│Ｐ│師│實│　│　│　║
║　│　│　│　│一│手│抱│３│　│　│百│、│兩│揮│現│　│　│　║
║　│　│　│　│刻│投│著│７│　│　│歲│滬│個│刀│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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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小│了│歲│高│　│　│辰│穗│次│宮│首│　│　│　║
║　│　│　│　│小│他│的│齡│　│　│的│、│級│，│長│　│　│　║
║　│　│　│　│娃│倆│小│的│　│　│禮│深│派│將│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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