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离家八年，这是第二次在家里过生日。上一次是2003年非典时期，说起来还得感谢非典；这一次则是早有打算，反倒是快回来时因为美国的流感疫情和国内网上的舆论而有些犹豫。

能在家和父母一起庆祝生日，真是人生最大的幸事。今天和爸爸妈妈说起，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除非生日刚好碰上长假，否则其实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的。于我，下一次在家过生日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更觉得应当倍加珍惜。

一个星期前，我完成了法学院一年级的学习。过去的九个月过得比较辛苦，对自己、人生和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领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无怨无悔。回来后和一位多年好友、也是促成（倒未必是他“主动”促成）我转法律的一位关键人物聊天，他问读法律的感想如何？我说，I already got what I asked for.  

四年前的今天，我建了自己的博客，“青青子衿”。四年来，走过圣路易斯、匹兹堡、纽约三座城市，有幸就读华大、卡梅、福大三座学府，孜孜以汲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和法学的思想养分。环境和心境时时在变，但这颗写博客的心、分享人生的心却没有改变。

读法学院后，为了集中精力学习，我决定把写了三年、访问量已有三万多的“青青子衿”停一停。放寒假了，正准备回来给这片小园子浇浇水，蓦然发现国内的朋友们已经无法访问这个博客，一时十分伤心，在元旦写下“让世间再无防火墙──迟到的新年祝福”。寒假中又写了几篇，却只有在海外的朋友可以看到，国内的朋友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数度相询：为什么博客打不开了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每次被问到都会有些感怀。

这次回国更亲身体验了一下自己的博客打不开是什么滋味。虽然借助软件便可轻松翻墙，但显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软件，就算知道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多这一道麻烦——大家工作和生活中最不缺的可能就是麻烦。

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放弃“青青子衿”短期内解封的期待，转而考虑换MSN（从而换空间）这个我不愿面对的选项。用MSN这么多年，把几百个朋友重加一遍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更何况原来“青青子衿”的不少读者并不是我的MSN好友。

今天借生日的机会，我终于下定决心，重新开始——以一个同样的名字。虽然四年来经历不少的改变，但我依然执着地相信生命不息，博客不止：一个人的生命力很容易枯竭，但相互取暖的生命之火会熊熊燃烧，直到永远。

新空间：http://ekissinger2005.spaces.live.com

（老朋友们如有留言请发到新空间，多谢！）

廷龙就要回国了。上个月敏杰走的时候，我正好也要出门旅行，离愁别绪被动身前的激动所掩盖。这一次，伤感之意却阵阵袭来，挥之不去。

总是要写点东西来记录这段友情的，但今晚，权借一段别人的文字来敷衍自己吧。廷龙很喜欢王小波的文字，我虽然读书甚少，小波毕竟是我的人大校友，我也因此一直想拜访一下小波的老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许倬云先生。五月初有天和廷龙提到这个想法后，他很高兴，于是，便由廷龙以他自己、敏杰和我三人的名义给许先生写了一份电子邮件，希望能够在小波的生日那天（5月13日）去许先生家中相叙。当时是5月9号下午六点三刻，25分钟后，七十八岁高龄的许先生回来邮件，说他正在台湾及大陆旅行，七月底方才回匹兹堡，并留了电话，让我们日后再联系。他们走后，以我一人之才疏学浅，也不好意思再去叨扰鸿学大儒。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2007年10月[谢谢廷龙的纠正]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我读过此文后颇多感触。丁教授是社会学家，很多同学知道他是因为他2005年10月26日说了一句“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句话公允与否姑且不论。丁教授1984年到匹兹堡大学读书，85年转去哈佛，92年获社会学博士，此后回港从教，学问是有口皆碑的。

文章中提到找房子一节我看来尤其有趣。我推测他们当时可能住在South Oakload一带，那里离匹大和CMU都很近，而且房价便宜。一年前刚搬来匹兹堡时我在那边看过房子，觉得条件太差而没有住。丁教授特别提到他当时住的“326号”，在他之前那个小阁楼里住着谭盾，后来谭去了耶鲁，再后来拿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如丁教授所言，那间阁楼风水很好，我要跟匹大的朋友打听清楚所在，跑过去沾点仙气。

丁教授用幽默、淡然的语气回忆了他和王小波、李银河夫妇一年的友谊。我在匹兹堡也只是短短一年，却幸得良友如斯，心中的感恩不能用语言表达。丁教授所忆之事虽然发生在二十三年前，在我读来，却恍如昨日。

丁学良: 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2007年10月

    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按：这个，我不觉得】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 【这个我同意】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三江交汇匹兹堡（2008年6月19日摄于Duquesne Incline）

星期天一早淅淅瀝瀝地下著小雨，氣溫有些轉暖，積雪依然覆蓋著地面，有的和雨水混在一起，凝成了冰。繼棄私車改乘公車上學後，我決定採取終極環保的方式，走路上學。（當然，由於我需要攝入一定的熱量才能走路，所以我的存在本身就在消耗這個星球上有限的能源；而且用電腦寫作所消耗的能源也要遠比用紙筆多得多。）

從家到辦公室2.5英里（4公里），花了四十分鐘，由此得出我的步速是6千米/小時。

家 -- (Forward+Murray): 10分鐘

沿著Murray走到Forbes: 15分鐘，這段是上坡，最能感受到匹茲堡與重慶的相似之處。路兩邊是一個挨著一個的各色小店，很多是猶太人經營的，據說多建於二戰前，平日裏散發出一種老舊的繁華。快到Forbes時有一些連鎖大店，比如Barnes&Noble、Panera之類的。

(Murray+Forbes) -- 高爾夫球場起點：5分鐘，我常常高估這一段距離，不知道為什麼。

穿越高爾夫球場：10分鐘，到辦公室。過去自己開車時，總是把車停在球場起點以節省趴車費，因此這十分鐘的路是每天必走的。這是一段彎彎曲曲的雙向單車道，路兩邊都是綿延的草阪，仿佛是從球場中生生鑿出來的一般，開車會有種上了賽車道的感覺。路人就會有些擔心安全問題，所以不少人逆向行走，這樣感覺上好一些。球場由夏入秋再入冬的季節變換深深植在我的腦海中，時隔月餘看到它被皚皚白雪覆蓋的樣子，如同見到一身素裝的故人般親切。

古人雲：“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謹以我的小小行動，向徒步跋涉360英里（580公里）去紐約的YF同學致敬，向阿甘致敬，向每年十月聚集在夏威夷Kona島上參加Ironman Triathlon World Championship的一千多位男女鐵人們致敬。

…is that I was tapped to co-host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at CMU. 

接到素不相識的WY同學的電話說要我主持春節晚會，首先想到的是過去兩年WashU的春節晚會男主持貌似都是吳宗憲那一流派的，相比之下自己娛樂性明顯不夠，於是婉拒……WY援引我問世不到一個月的個人主頁上的陳述，天可憐見，我寫“擅長詩朗誦和播音”那句時特意頓了一頓、壓制了順手加上“主持”的衝動，以體現與年齡成正比的謙虛嚴謹的作風。詩朗誦和播音是比較單純的聲音藝術（詩朗誦的舞臺表演性要強一些），而主持是一門綜合藝術，不但要天賦更要錘煉，我怎敢隨便誇口，貽笑大方，再說做學問沉潛日久，對出風頭的事兒有種本能的躲避。當年在人大時校園裏人才濟濟，我這種一貫捨不得花時間參加課外活動的人就從未參加過一年一度的主持人大賽，而總是本著經濟節約的原則去詩朗誦比賽憑天賦資本風光一把。做了一份特殊的大學簡歷，為我在詩朗誦、播音和主持之間的遊走留一個註腳。

後來拗不過還是答應了下來，從除夕開始寫主持詞，除了開場詞、結束語外，還寫了一段帶有脫口秀性質的“鼠年說鼠”和一段號召性質的“雪災”。和WashU相比，CMU中國同學會沒有發動所有的中國同學出節目，整個的溝通協調倉促而過分依賴於電子郵件（且Andrew系統不能識別中文，真是雪上加霜），沒有一個人非常明確地擔當導演這個角色。這些組織上的缺失在表演的當天得到了集中的體現——一場完全沒有彩排的演出（且學生中心的場子看上去還挺正式，這無形中抬高了演職人員和觀眾的心理預期），主持人和幾個核心工作人員、演員事先不認識，對遊戲、抽獎的細則也不甚了了（事先不是沒有問，但是兩個被征來的不屬於核心團隊的主持人著急作用也不大，而且主持人職責範圍內的事比如寫臺詞背臺詞就夠忙了）。有一次報完節目回到後臺發現演員根本沒有備場，而且也沒有人去找她（後臺嚴重缺人手），總之，所有能出現的問題都出現了，就如我所預料的那樣。

抱怨這麼多你肯定覺得這簡直是噩夢般的一次經歷吧，哈，其實不然，只是我習慣以高標準要求，但CMU歷年春節晚會品質都不高，從組織者到觀眾都不太重視，所以節目演完後我們得到的回饋居然是眾口一詞的“比去年好多了，謝謝謝謝！”理由是去年演到最後觀眾幾乎走光了，而今年大部分人一直在看……聽了這個我感到既安慰又沮喪：安慰的是整個演出過程像在走鋼絲，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還是有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打出了幾次小高潮；沮喪的是和WashU、以及匹大的春節晚會（我沒看過，聽說的）相比，咱們這邊的熱烈程度和節目品質都不夠高。CMU的技術牛人、特別是電腦牛人俯拾皆是，但大家仿佛都太精英了，時間都太金貴了，有心又有力把這件事辦好的人少。結束後CSSA很客氣的請我們兩主持人去參加總結會，大家經驗總結得挺好，但我感覺其實道理簡單，關鍵是缺乏人手去執行。在這種時候特別感受到多幾個甘於奉獻的自己時間和才華的人該多好。

也許在我們的時間和資源約束下，我們真的是已經做得很好了……真的要謝謝台前幕後忙得不亦樂乎的CSSA成員，希望明年不要再這麼缺人手了。

2008年2月8日，星期五。

和國內來的“止戈武術學校”校長對話。謝謝廷龍幫我拍照，可是廷龍啊不得不善意地提醒一下，你的拍攝水平有待提高……這倒是人還是人影咧。


“賑災義演”：因今年湖南雪災最重，朗誦《沁園春·長沙》，這個想法是受到廷龍博客上一幅字的啟發而產生的。


演出后回到辦公室。頭發有點長，臉上長了個小痘。上臺是應該化妝的，不過匆匆忙忙的給忘了。襯衫是去年暑假回北京時在華宇買的，領帶是去年圣誕party贏來的（詳情見《禮品爭奪戰》）